北捷與恐怖情人

台灣今年真的是多事之秋,地方選舉、食安問題、氣爆等,就像走馬燈一樣,不斷地變換畫面,但是也不斷的反覆。這些問題都有共同的結構,只不過人們受驚之餘,無暇深思罷了。其實談太多也無益,所以就拿人們反應最直接、覺得最沒問題的議題來解析一下好了。

今年有兩件經媒體報導後,讓台灣社會騷然,舉國痛罵的兩個刑事案件,第一件是北捷殺人事件,另一件則是恐怖情人殺人事件。除了大家喊殺(死刑)以外,很奇妙的,鄉民們都在找除了犯罪人之外其他應該負責的人。在鄭捷的案子,大家對於跪下來請求法官賜死的父(母),齊聲怒罵這是不要臉的切割,家庭教育出了問題。在張彥文的案子裏,大家開始注目到犯罪人的高學歷,開始諷刺高學歷不代表人品高。

至於官方的對應,則更妙了。對於北捷事件,台北市政府祭出MP5上捷運的對策,而對於恐怖情人事件,教育部長則出來說,張的不是好學生(雖然是台大學士與碩士),學校應該展開全人教育。一個是用極端的武力渲染廉價安全感的即時策略,另一個則是官方慣用的打高射炮虛偽長效政策(猶記年前花了上億元的有禮貌運動)。這種的對策是無法解決問題的。

不僅如此,正因為問題無法被解決,所以這類無效、虛幻政策的提出反倒會讓人民不安加劇,更加祈求原因的探究,期待能夠去除原因,進而獲得免於恐懼的自由。在尋尋覓覓找不到根源性的原因之際,父母與教育機關即逐漸成為替罪羔羊。特別是當父母雙全且家境尚可的家庭以及高等學府是人們認為庶民人生勝利組的基本條件時,如果這些基本條件竟然會產出兇殘的犯罪人,那麼其所受非難的程度就不是平素可以比擬。

然而,父母以及教育單位真的就是元兇嗎?兒童於成長的過程中,需要一定的關愛,不論其對錯都給他一個可以嘗試錯誤的避風港。這個避風港的提供者不一定是父母,任何相關而且有心的人亦可。不過,從其父母的反應來看,鄭捷顯然沒擁有過這類的避風港,則為何父母雙全仍無法提供?其雙親的育兒態度是否出了問題?再者,學校教育,應該是與家庭教育同樣重要,除了知識的傳授外,也必須提供一個讓學生可以就人際關係進行嘗試錯誤的機會,藉此蓄積進入社會的能量。則,現在的學校教育到底什麼地方出了問題?不問家庭與學校到底為何出現問題,而僅是一昧地非難這兩者,這不正是尋找替罪羔羊嗎?

為何家庭出了提供物質上的生存所需以外,無法在心靈上撫慰成員?為何學校除了技術性的知識傳遞外,無法提供針對人際關係進行嘗試錯誤的環境或機制?從近代以後,人類最早是崇信自然無人工的競爭秩序(國富論),而後發覺這種秩序會創造出一大堆的社會邊緣,導致社會動盪不安,於是開始積極介入這個秩序,強硬地利用法政手段尋求分配正義下的人工秩序(福利國)。然而,真正控制國家的百分之一的權貴怎可能甘於被「剝削」,於是在上個世紀的八〇年代開始反撲,並以「理性的選擇」為基礎,開創了以人工競爭秩序為基幹的新自由主義社會。本來一出生就被定位成魯蛇的下階層民眾,若不是被規訓成安於現狀的一群,則是「自甘墮落」成為違反秩序的犯罪者。反之,生下來就是權貴的百分之一,其早就被安排成為支配者,從年輕時開始,即進入各國的「華爾街」玩起金融遊戲。

問題最大的是以往被稱為中產階級的那一社會階層。他們明知無法成為百分之一的支配者,但是同時也不甘「墮落」成為下階層,於是只好戒慎恐懼、如履薄冰般地,不斷地蓄積能量,祈求能夠維持住現有的利益。一個中產階層的家庭若要提供充分的金援與其子女,即無法兼顧子女於情緒上的穩定成長,而一個高檔的學校,若要持續地加強學子的競爭力,即無法兼顧其人格的培育。當然,這些家庭的子女或高檔學校的學子,其壓力是不言而喻。而且踏錯一步,全盤皆輸,損失不貲,因為他們曾經擁有過太多。

理解到這個社會階層的苦悶與危機後,應該就會無法直接了當地非難父母沒有給予情緒支援,學校沒有提供人格教育機制。因為這個政經社結構並不要求這類的機制。更殘酷地直陳,如果家庭與教育機關提供這類的資源,那麼其所能提供的競爭力培育資源就會減少,最終將會無法確保其子女或學子們於殺戮戰場上的活存率。

明明知道家庭與學校都扭曲了,但又無能為力,那麼我們應該怎麼辦。沒錯,這是一個以個人的力量所無法扭轉的結構。但是縱然是結構,也是用語言建構出來的,只要換個角度,用別種語言加以詮釋,那麼結構就能夠翻轉,這難道不是解構後的建構嗎?香港佔中事件進行中,有位香港的教授說:「最重要的改變,不是即時扭轉局面、改變政府決策,而是人的變化…每一個人在運動中的成長比運動本身的結果重要的多。我認為這才是新的市民不服從運動的真諦,亦即,透過參與運動,轉換觀察事物的角度,創造一個新的自我,形塑一個新的生活態度」。

不要問我怎麼做才對,我無法就你的情況一一解析,並提出鍼砭。不過,我就是這樣走過來的——走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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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Author: 李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