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專訪】在生命的暴風雨中向前航行—專訪蔡嘉佳

採訪/潘寧

「什麼是憂鬱症?」

訪問開始之前,我試著用 Google 搜尋這個關鍵字,所得到的解釋是教科書上幾行文字:「重性憂鬱障礙 (Major depression disorder) ,是一種精神疾病。美國精神醫學會所公布的診斷標準是:持續兩個星期,每天大部分時間內, 出現至少五項與憂鬱情緒相關的症狀,並且必須包括 (1)憂鬱情緒或 (2)喪失興趣或愉悅感的其中一項,同時伴隨有功能上的顯著變化,包括:食慾及體重顯著增減;睡太多或太少;疲勞或喪失精力; 無價值感或罪惡感; 專心、思考或做決定的能力減低;重複出現死亡想法,或者重複自殺意念或計劃等」

除了詳細、公式的定義之外,還有好多種不同的量表供人參考:「我常常覺得想哭、我覺得比以前容易發脾氣、我睡不好、我吃不下⋯⋯」分數累積得越高,就代表憂鬱症傾向越嚴重,也越需要尋求專業醫師的協助。

可是,吞吐完再多的文字和量表,也沒辦法讓我再更靠近她的世界。這次訪問,我想要以「我」的角度,向花火讀者們介紹我的憂鬱症朋友——親愛的蔡嘉佳。

只想躺在床上、沒有動力,直到那時才發現自己真的有罹患憂鬱症。

長時間看來,遇到低潮時,大家可能趕快去睡一覺就能恢復,但你就是拖到半年一年都還是一樣憂鬱。短時間的情緒變化更可怕:可能早上心情很好,但是晚上又毫無預警地崩潰了。」

蔡嘉佳從大二開始擔任學生自治組織要職時,就一直累積著許多壓力,常常因為忙碌而徹夜無眠,她卻沒有發覺異狀。直到卸任之後,發現自己仍舊長期失眠,可能到早上七、八點都還是醒著;而且即便沒有遭遇到太大的工作壓力,還是一樣身心狀態低落。

嘗試向失眠門診求助之後,醫生判定蔡嘉佳罹患「精神性官能憂鬱症」。在確診以前,她一直沒有自覺:以為因為壓力很大而哭泣、或是半夜難過睡不著是很正常的。它們都只是一種發洩情緒的形式。

短期來說,或許哭泣、失眠是正常的。但是,由於「每天」都持續在情緒低落與抑鬱之間遊蕩,她開始發現這並不對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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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症的情緒開關,不但關不掉,也不知道是誰開啟的。

「妳為什麼會罹患憂鬱症?」

我猜想,她一定已被問煩了,然而挖掘罹患憂鬱症的背後原因,或許就是解決痛苦根源的最佳捷徑。

「那時,醫生認為我罹患憂鬱症可能有四種原因:基因遺傳、紅斑性狼瘡攻擊神經系統、內分泌問題或者心理因素。雖然最後我們歸納出心理因素這個結論,但是,我至今仍然還沒有找出確切的理由。」蔡嘉佳慢慢地向我解釋。

與一般人想像中「一定是因為遭逢某種重大變故」的刻板印象並不相同,憂鬱症的成因並不一定是因為明顯而巨大的事件。生活中的種種不順、無奈、細碎,都有可能在累積起來之後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而個體性格的不同,如過度追求完美、習慣性負面思考、過度放大悲傷等等傾向,也都是造成憂鬱症的潛在原因。

在罹患憂鬱症之前,蔡嘉佳的生命歷程,就如同許多我身邊的臺大學生一樣:努力、積極、彷彿永遠不知道自己的極限在哪。她不僅曾經擔任過學生會長、代表台灣參加過亞洲國際會議,也曾經和我一起在新創公司實習。也因此令人感到好奇的是:為什麼這些無窮盡的動能,就這樣爆裂消失?

「以前我會做那麼多事情,是我逼自己去做的。我在高中時並不是班上的核心人物、不會參與公眾事務、很默默。但是上大學之後,受到姐姐的影響,我開始想要成為一個很會社交、有影響力、有能力的人。」她一邊說,我一邊從這段話語之中,默默描繪出那個熟悉的她,也描繪出好多張年輕的臉孔。「我一直訓練自己,強迫自己上台不要緊張,強迫自己為自己宣傳。這些強迫可能累積太多了,等我發現過來的時候,身體已經發出警訊。」

外界給的壓力可以停止,但是自己內心的衝突,卻往往不是說停就停。該怎麼面對眾人的眼光?失去原本的光環之後要怎麼調適?這些心結,往往在無數次失眠的夜晚中,不停地繞著她打轉。


面對家人往往比面對朋友更難:因為你不想看到家人痛苦的樣子。

談到憂鬱症造成的得失,蔡嘉佳說,「以前,我很追求成為一個別人眼中優秀的人;但是生病之後實在沒有能力繼續這樣,所以我只好放棄。但是放棄的同時,卻又好痛苦。」

與家人之間的關係,也因為憂鬱症,而慢慢、慢慢地變得有些僵硬。「我開始抗拒家人的關心。就連我自殺當晚,爸媽想要來醫院帶我回家,我還是請他們離開。一方面我好愧疚、一方面我不知道怎麼面對。我覺得面對家人往往比面對朋友還要更難,因為你不想看到他們痛苦的樣子。所以,我甚至開始不回家,怕回家之後要面對那份徒勞無功的擔心。」蔡嘉佳的家人其實並不知道詳細的病情,正如同他們沒有辦法深入女兒的心,找出憂鬱症那扇門的鑰匙,將她釋放出來。

除了家人的關懷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身邊朋友的陪伴。在臉書上持續記錄著憂鬱症的她,時常從各方認識的朋友們得到時而溫暖、時而傻氣、時而戲謔、時而深沈的回應。

「如果我沒有得憂鬱症的話,我和身邊朋友之間的牽絆不會這麼深。」她溫柔地說,臉上綻放著光芒。雖然在罹患疾病之後,朋友們的反應不盡相同:有些人會因為不瞭解、害怕而開始疏遠;但也有些人會因為一份掛念,而開始更關心她的每一天。

除了加深與朋友之間的羈絆之外,蔡嘉佳的憂鬱症紀錄也為她帶來意想不到的收穫。「滿大的感動是,很多人以前並不了解憂鬱症、甚至會害怕患者;但是當身邊出現了我之後,他們開始知道憂鬱症是什麼樣子,也能比較理解憂鬱症的病患。」

甚至,她開始收到很多私人訊息,諸如:「感謝妳的文字,透過這些紀錄,就能開始理解罹患憂鬱症的家人或朋友是多麼痛苦。」

將罹病的過程公布在社群網站上甚至出書,無疑是一件需要極大勇氣的事,但是蔡嘉佳卻決定這麼做。畢竟,將自己的隱私攤在陽光之下受眾人評論,無論好的壞的回饋,都將不經過濾、直衝而來。我忍不住問她:「會害怕嗎?」她堅定地回答:「或許出書之後,會對我的生活造成很大的改變;但如果能讓更多人瞭解憂鬱症、甚至幫助到其他憂鬱症病患的話,我不怕。」

而這正是我認識的她:無論罹病前罹病後,都一樣勇敢。


人們對精神疾病的想像,是過於戲劇性,而又過於扁平單一的。

在接觸憂鬱症患者時,許多人往往會因其厭世、消極、黑暗的論調,嗖地縮回關懷的手。可是蔡嘉佳卻給人一種「非典型患者」的印象:她仍然積極地在社群網路上,使用有條理的文字,絮絮地訴說著自己的心境,讓大家有機會一窺疾病後方大片未知的土地。

「一般人可能都會覺得憂鬱症患者是封閉的,而這樣的封閉,是來自不想要給他人帶來累贅;但是有些人傳達求救的方法可能是透過自殘、透過發厭世崩潰文——反而會帶給周邊的人更多恐懼。」蔡嘉佳並不認為自己是特別的,只是:「因為我剛好會用文字表達自己,所以比較不容易帶給別人誤解。」

由此可見,人們對精神病症患者的想像,是過於戲劇性,而又過於扁平單一的:好像他們就是應該封閉、黑暗,一旦有過於正向、甚至接近正常的表現,就會被懷疑是不是拿「憂鬱症」作為逃避生活的擋箭牌。

應屆畢業的蔡嘉佳距離取得大學文憑,雖然只剩數個月,卻因為藥物產生的嚴重副作用如:幻聽、幻覺,而沒有辦法去考試上課。於是她詢問系主任,是否能夠以交報告的方式彌補;教授卻覺得,這只不過是一種逃避考試的藉口。

蔡嘉佳並不責怪教授的不諒解。

「這是因為他沒有深刻了解這個病症的模樣。我覺得憂鬱症絕對不是逃避的藉口、也絕對不是抗壓力低——我覺得這就是生病。憂鬱症應該被正式的疾病化、醫療化、去污名化。就像我在吃藥時,真的會因為藥物而感到心靈平靜,如果現在停藥的話,就會很容易低潮到極點。這些,就像感冒不吃藥,就越來越嚴重一樣啊。」

在藥物方面,蔡嘉佳也詳盡地解釋給我聽。「雖然國外的精神疾病治療方式較偏心理諮商,臺灣的精神科門診卻是仰賴藥物醫治比較多。例如:睡不著就開安眠藥、焦躁就開抑制焦躁的藥、憂鬱就開提高血清素的藥。然而藥物所帶來的副作用繁多,且每一種藥和每一個人會產生的副作用都不一樣。有一些藥會讓我產生暴力傾向、暈眩、走路不穩、幻覺、幻聽、噁心⋯⋯等等。更別提過程中可能會換藥,所以當身體好不容易適應了之後,卻又要再適應新的藥物。這真的會在日常生活中帶來很大的影響。」

儘管頭痛,但是又要維持正常的社交生活;即使眼前浮現幻覺,也要隱瞞著大家——這就是蔡嘉佳在罹患精神性官能憂鬱症的每一天。

然而,為什麼你就是不能撐過去?讓你單獨考試不行嗎?諸如此類的問題,在蔡嘉佳決定休學之前還是常常侵襲而來。她唯一能做的,只有一遍遍地解釋:「問題不是出在我可不可以考試甚至會不會作答,而是因為我會因人群而恐慌、受藥物影響而無法正常行動,在這樣的狀態下,我不知道要怎樣完成一個考試。」

如果是感冒的話,教授就能接受了吧;但是精神疾病並沒有如同生理疾病一樣,獲得普羅大眾的理解與體諒。「在公司面試的時候,我也沒有坦承自己罹患疾病的事情,因為我知道,上司會開始對我的能力產生懷疑。」對於心理疾病患者的高度社會不信任,也是致使許多精神病患者走上絕路的原因之一。他們認為自己永遠無法融入社會之中、也會放棄去嘗試。

寫著一手好文章,蔡嘉佳溫柔卻不失力道的表達方式加上看似樂觀的生活姿態,於她而言是幸也是不幸。「我隱藏的很好、我裝得很好。這是一種刻意的行為,因為我知道一旦暴露了之後,那我面對的環境就會是另一種更不友善的環境,所以我必須刻意壓抑自己。有些人沒有這種包裝自己、壓抑自己的能力,就會成為被社會排擠的一份子。」

蔡嘉佳的話,不僅僅點出周遭的人情冷暖,也是當前社會環境的縮影。正因為沒有辦法好好包裝自己,社會將精神疾病患者拒之門外。但是,當精神疾病患者被壓抑到極限而犯下錯誤時,最不給予寬恕的,也是同一個社會。我們對於這類事件,難道還感到陌生嗎?

正面想法其實和負面想法一樣,深具殺傷力。

死不是唯一的方法、自殺不能解決一切⋯⋯對於這些勸導自殺、志在砥礪的標語,大家都不陌生。

結果,你知道嗎?董氏基金會調查的結果發現,心情不好的人最討厭三句話:「想開一點」、「別想太多」以及「放下」。這三句話的共通點,就是要求心情不好的人或壓抑、或忽略負面情緒。如這般的強迫式正面思考,事實上並無法幫助病患真的「想開」,反而會引起反效果。

同樣身為這些話語的受眾,蔡嘉佳認為:「自殺不能解決一切這種話,根本是一種需要被矯正的觀念。因為,事實上我並不會因為這句話而停止自殺的念頭啊!我只會更加覺得,這個社會真的很不了解我、不懂我。『你就換個心情啊』這一類講得很輕巧、好像病患都沒有做過努力的話,真的不會對我們有任何幫助。」

「那,你覺得自殺能夠解決問題嗎?」我終於鼓起勇氣,問出這個自始至終都想要拋出、卻又因為害怕聽到答案而不敢問的問題。

談及生死論,她變得特別嚴肅,也特別掙扎。「有一次我和朋友去台中玩。她說想要告別,然後我就站在她家樓下。那時候,我即使知道她活著很痛苦,但因為我的自私,我不希望她走,所以我阻止了她。其實,這真的是一個很自私的決定——因為你知道她很痛苦,你必須要尊重她的選擇才對。」

同時身為照顧者與被照顧者,蔡嘉佳在不同的立場之中,時常自我拉扯。「是,我很想要自殺。但是,我很難抉擇,到底要不要、能不能放下這些愛我的人。自殺究竟能不能解決問題?我的答案是:能,至少我不會再因精神疾病所苦、無法過著我想要的生活。但是,我必須先想好能不能放得下一切?畢竟如果我自殺,所有所有的悲傷,都將留給剩下來的人了。」

我的心才剛放下,她卻又悠悠地補上一句:「可是,有些時候,當我自己真的很痛的時候,也就變得很難去顧及別人的感受。」⋯⋯恍惚之間,我們倆都同時在這艘名為「生命」的船上, 一起快速而無情地往下沉了。




沒有痊癒這件事。所以也只能學習好好和它共存,或許這就是痊癒。

在與憂鬱症共處的兩百多天之中,蔡嘉佳決定匯整所有紀錄,在群眾募資平台 flyingV 集資出版憂鬱症紀實書《 Oh! Dear Me 親愛的我》,或許是因為不偏不倚地擊中許多人心中的那塊柔軟,專案已經迅速達標。

提及寫書的動機,她說:「其實,光是一段影片、一篇文章很難去了解憂鬱症的全貌。所以寫書最大的目的就是想要讓大家知道:憂鬱症患者為什麼想要這樣選擇?這條路選擇了之後,又導致之後做了什麼決定。憂鬱症,其實是一種需要被長期關懷才能夠瞭解的病症。我覺得這篇記錄出版之後,我能夠幫助到很多和我一樣處境的人。」

而這本書除了文字紀錄之外,最大的特色就是營造出如同一本日記的形式。蔡嘉佳的文字軌跡,從發病的第一次看診、第一次正式發病到最近的一次自殺過程都完整地收錄在裡面。

「這本書,就像是記錄我整個病情起起伏伏的一本日記,但它也同時可以是讀者的日記:書裡同時收錄空白日記本的內頁,無論你是不是患者,低潮的時候你都可以和這本書一起走下去。」這樣貼心的設計,就像她本人給我的感覺一模一樣。

「那,妳覺得自己會有痊癒的一天嗎?」我知道,這個問題聽起來好傻氣,卻還感受到必須問清楚的義務。

嘉佳思考一會,明確地告訴我:「完全痊癒的例子雖然有,例如歐陽靖,但我是懷疑的。因為究竟是真的痊癒?還是只是找到了能夠轉移注意力的事情呢?我不知道要怎麼樣找到痊癒的方法、不知道正確的藥方,而且復發率也很高⋯⋯所以我想,持續記錄和寫作、想辦法控制自己就是我現在最大的解方。寫作,讓我的朋友能夠持續了解我,用另一種管道去關心我,也讓我學習好好和它共存、讓它成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或許這就是痊癒的一種。」

嘉佳,謝謝妳願意接受我的訪問。我願意尊重妳的選擇,但是我更想要親自讓妳記得:生命中擁有這麼多真摯的朋友支持你、這麼多溫柔的文字段落存在,多麼美好。

最後,我不能免俗地詢問嘉佳,想對花火讀者說些什麼?

「快去買我的書!還有,我覺得臺大的學生在社會上應該具有非常大的影響力,如果大家能夠經由採訪或是這本書,更認識憂鬱症的話,一定會對改善憂鬱症的形象有幫助。透過大家一點一點地傳播,這個社會之中,就不會再有那麼多無知的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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