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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哈利波特是最經典的性別文本?

文/陳昶志

當艾瑪•華森(Emma Watson)出現在今年三月《天下雜誌》的封面,主流媒體如何再現(represent)女性名人再次讓讀者分心。好萊塢新片強力宣傳下,這樣的系列報導可謂躬逢其盛;但配合演出之餘,長期經營知性清流形象的《天下》似乎更有興趣刻劃一則現代女性∕青少年成長典範。華森不只一次公開以女性主義者自居。正如女人(women)不是生來就是女人,女性主義者也不會生來就是女性主義者。從影、求學、公益的經歷,乃至於日常生活無所不在的性別規訓,社會加諸女性精神與身體的控制可以思過半矣,她的宣言應是經過反思的回應。尤其妙麗聰明、獨立的高材生造型早已深植人心,隱約讓華森的選擇更具說服力。

 

有趣的是,妙麗其實不如我們直覺的那麼自由。再現的機制滲透戲裡戲外,戲外的華森必須穿裙子面對狗仔虎視眈眈的攝影機,而雷德克里夫(Daniel Radcliffe)、葛林特(Rupert Grint)不必;戲裡的妙麗,也得(被)迎合現實的性別邏輯。《哈利波特:死神的聖物》第九章,哈利、妙麗、榮恩才從衛斯理家婚禮倉皇逃出,在倫敦的二十四小時咖啡館旋遭兩個食死人突襲。離開前,哈利提議下,妙麗清除了被擊昏的食死人與女侍的記憶:

 

She took a deep, calming breath, then pointed her wand at Dolohov’s forehead and said “Obliviate.”[1]

 

小說簡單一句,交代了妙麗同樣簡潔、果斷的手法。然而在大銀幕上,華森飾演的妙麗怯場了,必待榮恩點名並霸氣地摸一下她的嘴角,才克完成咒語。

 

改動,無論多麼細微,絕對不是無意的;也不會是孤例。如果妙麗必須變得「小女人」才不至於干犯好萊塢文化工業對全作最吃重、最讓人難忘的女性角色的想像,很難想像女性,尤其當內化了這套規訓,如何談得上「做自己」?

 

或者,何謂「主體」?

 

當父權依舊森嚴,「出櫃」為女性主義者通常不討好。[2]而《哈利波特》迷可能知道,書中正有一位深櫃中的鄧不利多,而黑巫師葛林代華德曾是老校長年少時代的知友。鄧不利多的祕密是最後一集的重點,然而也許顧及所謂「要怎麼教小孩」的「尺度」,羅琳虛構的媒體代言人麗塔.史譏揭發的畢竟止於鄧不利多家人的醜聞。若非羅琳夫子自道,為鄧不利多出櫃,大概沒有多少讀者的雷達能意會到這層「不能說出名字的愛」。麻瓜讀者、觀眾很容易譴責佛地魔陣營純種主義的荒謬,轉過身來卻未必願意接受鄧不利多非「純種」異性戀的可能。

 

如果兒少小說與電影中的性別禁忌必須訴諸作者權威的庇護,[3]韓劇則示範了另一種再現同志的倫理政治。《給美麗的你》中,李鉉雨飾演的男二車恩杰喜歡上扮男裝轉入男子體育學校的女主角,因此懷疑自己愛上同性並告白。最後女主角的性別敗露,男二再次告白失敗。到頭來全劇沒有一位同志,男男愛只是過程,是誤會(誰知道美不美麗),「搞錯了」,只待被澄清、被超越,回頭是岸。這樣的邏輯在《咖啡王子一號店》、《初戀向前衝》複製,與此平行的正是盛行的「同志是迷途」、「同志可以矯正」的論述結構。《任意依戀》更驚人,女主角魯乙的弟弟向女友「坦白」「喜歡男人,man」。但這一幕之所以殺得觀眾措手不急,正因實在尋繹不出前因後果。魯乙弟弟的「坦白」只是分手的口實,是「假」的,無傷大雅,是對「現身∕獻聲」最純真的嘲弄。同性戀抽乾了內容,成為異性戀可以任意出入的位置,其嫌疑的抹消成全了偶像劇愛情的政治,幽靈被召喚,只是為了被驅散。我們不會忘了魯乙弟弟的名字究竟叫魯直。

 

再現的機制影響我們如何想像、同理他者,映照自己,建立認同,進而牽涉公民社會溝通與實踐的品質。恐同者以排除「不當性教育」之名,行清鄉之實,其實剝奪的是學生在教育體制內想像他者(或自己)的機會。不少人因此轉向《威尼斯之死》(Der Tod in Venedig)、《荒人手記》、邱妙津等課外途徑「理解」同性戀,[4]但主流媒體與文化工業的滲透力毋寧更廣。生活在麻瓜與魔法世界,妙麗或哈利怎麼看待鄧不利多的緘默?

 

[1] J. K. Rowling, Harry Potter and the Deathly Hallows (London: Bloomsbury, 2008), p. 188.

[2] 「櫃子」作為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西方文化的關鍵隱喻,及coming out as a Jew、coming out a fat woman的用法,見Sedgwick精彩的討論。Eve Kosofsky Sedgwick,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1).

[3] 作者以死的時代,霍格華茲幽靈式的庇護。

[4] 《威尼斯之死》如何作為臺灣文壇想像同性戀的輔具,及臺灣文學的個案,詳紀大偉,《同志文學史:臺灣的發明》(臺北:聯經,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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