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喧囂——杜鵑花音樂節專訪

採訪/何品謙、高虹均

撰稿/何品謙

 

走出捷運東門站,炙熱的陽光為當日行程添了些許暑意,自言剛剛睡醒的官靖剛頂著一把大鬍子領著我們來到路旁有著開放式空間的咖啡廳,在咖啡豆的研磨聲中開始了此次為時一小時的訪問。

 

2018 杜鵑花音樂節在不到一個月內安排了超過 30 組樂團表演;相較起去年的第一屆,無論在行銷宣傳或故事包裝上都顯得更游刃有餘。談到初衷,作為活動的主要籌劃人,官靖剛提到︰每年的一月到三月多為 live house 的淡季,加上凱擘大寬頻有這麼一筆回饋社會的贊助,那何不在三月這正要脫離淡季的的月份中,以 PIPE Live Music 為首,聯合溫羅汀密度冠絕全臺的 live house 舉辦活動?而作為驗證市場需求的第一屆活動固然有著宣傳力度不足的缺憾,然而票房的成績證明——「你要大家來看表演,就是用便宜的價格跟很不錯的 lineup。」官靖剛說。

 

儘管活動整體看似三贏——無論是至少沒有虧損的 live house 或對於樂團和觀眾而言相對實惠的演出或門票費用——這樣的盛況一日建築在一筆私人企業(凱擘大寬頻)對藝文領域的贊助上,盼著明年音樂節的樂迷一日無法心安;而對於所謂的政府補助,官靖剛抱持的卻是矛盾的心態,「我個人是一個反政府補助的人,我討厭政府補助樂團。」或許這是一種信念吧,但若是回到過去那樂團沒有補助、靠著自身努力自我曝光來擄獲更多樂迷青睞的年代——與現在樂團間「比起自身票房能否 sold out ,更關心如何申請補助」的風氣可謂大不相同——我們多少能體會這樣的信念。

 

相反地,無論是樂團成員或是 live house 工作人員的身份,在在使官靖剛承認補助所具備的可能性。對於前者的群體而言,即便申請程序繁雜、耗費精神,不可否認的是隨之而來的經費確實能在某種程度上促成一張品質更高的作品(文化部去年對「硬地樂團音樂錄製」提供︰EP 類別上至二十萬元、專輯類別上至八十萬元的兩類補助項目;申請資料則包含企劃書與作品樣帶);而空間修繕對於一個 live house 的重要性更是不言可喻——即便能在屏除補助的情況下運作,也很難再去升級硬體,提昇表演品質(文化部去年亦在推動 live house 線上直播表演方面,提供至多四家符合申請條件的空間最多五百萬元的補助)。

 

談到表演品質,隨團 PA(public address)能否使現場表演貼近錄音作品也是變因之一;對他們而言,非常規的空間結構——如 PIPE 作為過去抽水站所保留的五顆抽水大幫浦——往往是一道橫亙在感官饗宴前的阻礙。故比起隨團 PA,有相關處理經驗的 in-house PA 不失為表演樂團的另一選擇——或許 live house 試圖提供的,是一個能讓樂團心無旁鶩、專注於表演的空間。至於有哪些樂團能在音樂節出演,官靖剛解釋端看各 live house 的企劃,並在時間空間允許下盡可能避免遺珠之憾——最戲劇性的莫過香港樂團話梅鹿:由於安排他們來臺表演的 promoter 失聯,無奈之下與原本計畫中的表演場地 PIPE 聯絡時,便在負責對外聯絡的官靖剛邀約下登上表演名單。儘管如此,「我當然什麼團都想找,」然而,「預算也有限。」他笑著說。

 

那麼未來呢?隨著音樂節邁入尾聲,第三屆的籌劃似乎也應排上日程;即便從第一屆結束後 live house 的門票銷售來看,音樂節似乎欠缺挖掘潛在客群的能耐,官靖剛對於下一屆仍有些想像——安排兩組頂尖、彼此客群鮮有交集的樂團同台表演(任一方樂迷,可想見,都將得以在感官層面得到迥異於過去喜好卻又高水準的衝擊)便是藍圖一隅。然而這些血脈賁張的想法背後往往是收集匯款資料、填寫回報單等行政雜務充斥其間;或許在 live house 工作確實——套句官靖剛不帶感情色彩的感嘆——不需要什麼理想性也能做好。話雖如此,「找到不錯的團,或是安排出很好的活動,」他總結般地說,「心裡就會很開心了。」

 

儘管臺灣 live house 的生態仍有成長空間,各大音樂節的成績卻每每讓人眼睛一亮,確實地推動著當代樂團領域的發展——比起單打獨鬥,也許樂團與樂團間的碰撞和對話更能喚醒群眾沉睡的搖滾魂。隨著聲光一次次沉澱,終有一天 live house 能成為人們閒暇之餘的相聚之處;屆時音樂節亦將跳脫地區的框架,成為臺灣的全民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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